兰斯第一部

在《壞血》的故事里,學會辨別行騙的「夢想」和真誠的「謊言」

摘要

總有些「愿景」會最終演化成不堪的謊言,也總有些荒唐的騙術脫胎于曾經「真實」的夢想。

書名:《壞血》(Bad Blood: Secrets and Lies in a Silicon Valley Startup
作者:John Carreyrou
出品:雅眾文化(2019.04)
定價:49.80 元


這幾乎是一個難分「夢想」和「謊言」的時代。九零后的幣圈明星一邊創造了「巴菲特午餐」的新競拍紀錄,一邊又順手「還擊」了當年看他如同「打量騙子的眼神」的舊日宿怨。他引以為傲的「高市值」為他帶來了比當年更加「寬容」的環境,輿論關鍵詞從「欺騙」變成了更加政治正確的「有爭議」。

除非是再現當年「生態化反」的大潰敗,不然,這種「寬容」還將一直持續下去。那些誕生于真誠夢想的謊言,一直是這個時代難以觸碰的膿傷。

在另一個已經見分曉的故事里。2003 年,年僅 19 歲、從斯坦福輟學的少女 Elizabeth Holmes 創立了 Theranos 公司。十年后,Theranos 開始真正發力,推出自己的血液檢測產品:一款叫做 nanotainers 的血液采集設備和一款叫做 miniLab 的血液診斷檢測設備。與傳統血液檢測動輒數百美元的花費相比,Theranos 最低只需要 2.99 美元。人們只需就近到 Theranos 合作的藥房點,采指尖上幾滴血液,四個小時就能得到 240 多項檢測結果。公司還與擁有 7000 家門店的藥店連鎖巨頭 Walgreens 合作。

或許不再穿黑色高領毛衣的 Elizabeth Holmes | 視覺中國

2014 年秋季,Theranos 搬進了占地 2.8 平方公里的斯坦福研究園區。這家公司上升勁頭強勁,有 800 名雇員,估值近 100 億美元。而 Holmes,也似乎離她的偶像們更近了一些,喬布斯、扎克伯格和馬斯克都曾在這個園區工作過。那一年,Holmes 擁有公司過半的股份,躋身福布斯年度美國富豪榜前 400。2015 年 10 月,《華爾街日報》記者 John Carreyrou 憑借一篇耗時八個月的嚴謹調查報道,戳破了 Theranos 吹了十幾年的泡沫。到了 2018 年,公司停止運營,所有股權投資也變得一文不值。而 Theranos 的高管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民事欺詐罪起訴,遭美國司法部刑事指控。2018 年 5 月,Carreyrou 所寫的《壞血》出版,呈現了這家獨角獸公司的崩塌,和它背后的彌天大謊。


賣夢的開始

在 Holmes 還未從斯坦福輟學之前,她就有了研發一種可穿戴貼片(patch)的想法。人們可以用微型針取得血液,再讓血液流入可以分析參數的貼片。內置的微型芯片感應系統可以判斷需要輸送的藥物劑量,并及時告知醫生病患血液里的變量。但在后來,風投公司的質疑和工程師的失敗,讓這個想法夭折了。接著,Theranos 設計了使用微流體系統的,檢測盒和閱讀器(reeder)于一體的產品。但 Holmes 對「微型化」非常癡迷,她規定檢測盒必須只有信用卡大小,采血的劑量也能是幾滴。

2007 年,Theranos 放棄了微流體方案,轉而支持「愛迪生」方案。傳統的血液檢查都是在配備大型儀器的醫學實驗室進行的,但「愛迪生」的賣點是將實驗室微縮到只有烤箱大小的箱子里。箱子內部的試管等其他精密部件能夠自動化運作,完成血液檢測。

《紐約客》作者 Ken Auletta 這樣評價 Theranos,「它的目標是成為一個顛覆者,顛覆既定的、低效的、昂貴的血液檢測。」Quest 和 Labcorp 占據了美國醫學實驗室行業 80% 的市場,它們驗血價格昂貴,而且從不透明,甚至還被控告對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過度收費從而獲益數十億美元,但它們也有很難被挑戰的能力——可以做上千種不同的血液測試。但 Theranos 的產品能放在病患家里,這對需要頻繁獲取血液信息的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

Theranos 被揭底后才公布的 miniLab 內部設計 | Design World

這門生意還被裹上了詩意的色彩。Holmes 說過,因為家里有了一個「實驗室」,所以人們就能更加頻繁地驗血,更多的血液信息相當于更大的幀數。最后,人們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張張的報告圖像,而是動起來的「電影」——這構成了一個人命運走向的預言。

「這是一種人性化的醫療」,她說。


黑盒子里的熱情與夢想

在 Theranos 的公司描述,這是一門兼具變革設想和人文關懷的生意,擁有著崇高的愿景。Holmes 家族的政治、商業和醫學背景也讓這家公司看起來相當「可靠」。在一些投資人看來,Holmes 攜帶醫學和創業的基因。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亨利·基辛格、媒體大亨魯伯特·默多克、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里森、傳奇創投家唐納德·盧卡斯等都是 Theranos 董事會的成員。豪華董事會陣容為 Theranos 提供了強有力的信任背書——盡管這些人幾乎都不是醫學行業的業內人士。

Theranos 也會給潛在投資人呈上虛假又美麗的數據。比如,2006 年公司經融資后達到 1.65 億美元估值,但融資成功的原因是 Theranos 告訴投資者它已經和五家公司達成協議,正在談判的交易也有 15 個,這些會帶給公司 15 億美元的收入。然而,每當公司 CFO 想要查究合同的時候,都被告知合同還「處在法律評估之中」。最后,當這位 CFO 指出給投資者的那些演示不是完全真實的時候,他被開除了。

Theranos 深諳企業怕會錯失機會(Fear of missing out, FOMO)的心理,比如當 Walgreens 已經開始表露出質疑態度之時,Theranos 就表示 Walgreen 并不是公司唯一想要合作的大型零售合作伙伴,和合作方玩起了心理博弈。

Holmes 本人功不可沒。在各種場合里,她一遍遍地刻意壓低聲音去宣講公司的愿景,一雙藍色的大眼睛幾乎不會眨動。像她的偶像喬布斯一樣,Holmes 也有「現實扭曲力場」,她身上的熱情、夢想,和對血檢寡頭的控訴,極易煽動聽眾。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甚至將 Holmes 視若己出,寧愿相信她,也不愿相信拿出了確切證據證明 Theranos 在行騙的親生孫子。

正在拍廣告片的 Holmes

在 Theranos 在 2013 年正式發力之前,Holmes 選定了曾在 1984 年為蘋果 Macintosh 設計了標志性廣告的李岱艾,為公司設計宣傳片。李岱艾在視覺上突出了 Theranos 用于從指尖采血的「納米容器」,在廣告語上則確定了「小小一滴,改變一切」。但這家收費非常高昂的大廣告公司里,有人產生過困惑:為什么一家名不經傳、前景不明的創業公司愿意每年向他們支付 600 萬美元?但 Holmes 舍得花這筆錢,她證明了自己的眼光,自己手持指尖采血器的形象深入人心。

「小小一滴,改變一切」| USA Today

同時,她也借助媒體的力量來進行「包裝」。對于第一家報道 Theranos 的主流媒體,Holmes 選擇的是《華爾街日報》里「并不是秉承強硬有力、基于調查的新聞主義精神」的 Weekend Interview 板塊,她明白「她所傳遞的對一個老舊、低效行業帶來毀滅性沖擊的信息」迎合了這個板塊支持商業的基調。這個不夠嚴謹的報道,也成了 Holmes 的背書。

面對《財富》記者的采訪,她拋出了「募集超過 4000 萬美元,估值達 90 億美元」的獨家新聞。記者沒有專業知識來判斷她所說的「技術革新」的真假,這時,豪華董事會的背書足以將記者震懾。2014 年 6 月,《財富》的封面故事讓 Holmes 成為了明星,后續報道不斷。在歷來由男性統治的科技世界里,她似乎是比雅虎的 Marissa Mayer 和 Facebook 的 Sheryl Sandberg 更值得收獲掌聲的女性——她白手起家。

為了維持公司以免騙局敗露,Theranos 將自己設定在一種「隱形模式」(stealth mode)。對外宣傳,Theranos 一旦被問到技術相關的話題,就用「這是商業機密」搪塞過去;對內管理,公司有意豎井式地將化學、工程等各個部門互相隔離,不鼓勵相互交流,只有高層才能把握到公司全景。除此之外,公司還讓員工在入職和離職的時候都簽署要求極其嚴苛的保密政策,甚至嚴禁員工在社交媒體上討論 Theranos。

為了應對監管,Theranos 將「愛迪生」等設備藏在了地下室,只會帶監管人員巡視沒有「商業秘密」的區域。另外,公司還想盡辦法繞過 FDA 等監管機構的監督,比如 Theranos 表示檢測箱只是處理樣本的設備,真正的數據分析工作是在總部的計算機系統里發生的,所以檢測箱就相當于是個傳聲機,本身是免于監管的。


負責任的聲音

公司和創始人會說謊,但技術不會。公司血檢技術不達標,但依然將技術推向市場的行為,讓部分員工良心不安。慢慢露出破綻的技術和承受著巨大心理負擔的員工讓故事發生了轉折。

《華爾街日報》記者 John Carreyrou | Business Insider

2015 年 2 月,網絡上對 Theranos 的爆料和病理學家 Adam Clapper 的發聲,讓記者 Carreyrou 拿起了以往媒體對這家熱門創業公司的報道。他發現,這些文章居然沒有任何經同行評議的數據支撐該公司的在科學上的說法。另外,Holmes 就她的秘密血液檢測設備如何工作所做的簡短描述也讓 Carreyrou 懷疑:「執行一項化學過程,由此發生一個化學反應,從化學物與樣本的互動中產生一個信號,將其翻譯為檢測結果,然后由經過認證的實驗室人員審核。」這些描述太含糊其辭了。

Carreyrou 聯系上了 Theranos 剛離職的實驗室主管 Alan Beam,得知「愛迪生」一直無法通過質量控制檢查(防止不準確結果的基礎性安全措施)。而且,在 Theranos 列出的 240 項檢測中,只有大約 80 項是基于小劑量的手指針刺取血樣本(有 12 項在「愛迪生」上做,其他 60-70 項在被破解的西門子商用機器上做)。剩下的檢測,仍需要采用靜脈抽血的方式——不采用這種「中世紀酷刑」正是這家公司聲稱的賣點。

由于 Holmes 一直強調自己的產品只需要幾滴采血樣本,因此公司只能通過稀釋血液樣本來做檢測,這導致了檢測結果的極大誤差。血檢結果是人們用來做出醫療決策的依據,容不得半點差錯。假如 Theranos 給健康的人一個「身體有問題」的結果,對方將會做更多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而給有疾病的人一個「身體非常健康」的結果,后果會更加惡劣,病患將錯過治療的最佳時機,甚至可能死亡。

得知《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行為之后,Holmes 似乎想通過另一條途徑扼殺報道。2015 年 3 月,Theranos 結束了新一輪融資,而控制著《華爾街日報》母公司 News Corporation 的魯伯特·默多克正是這次融資的領頭者。Holmes 多次提到記者正在調查,希望默多克可以斃掉那篇「他們所搜集的信息都是錯誤的」的報道。但這位媒體大亨拒絕了對新聞的獨立性加以干預。

歷經了重重阻礙,歷時八個月,經過多方求證的報道 A Prized Startup's Struggles 還是刊出了。傳統嚴肅媒體紛紛跟進,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不遺余力將 Holmes 送上神殿的《財富》也推薦了這篇文章。

曾經的正面報道 | Ethics Unwrapped

從 2016 年開始,Theranos 被美國各州吊銷醫療執照并關閉了旗下血液檢測設施和醫學實驗室。2016 年 6 月,Walgreens 切斷了和 Theranos 的聯系,并關閉了之前為 Theranos 所設的采血站。

在報道發布后的兩年零三個月后,Theranos 終于在經同行評審的科學雜志發表了產品 miniLab 的論文。但公司似乎沒有跟上 Holmes 的吹噓,在論文中沒有體現任何關于「指尖采血并迅速獲得檢測結果」的內容。

高墻緊跟著逼近。2018 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調查后認定 Theranos 存在欺詐投資者行為,并發起訴訟。在訴訟文件中,SEC 稱,Holmes 和公司高管告訴投資者,Theranos 將在 2014 年獲得超過 1 億美元的收入,但實際情況卻是,當年他們只獲得了 10 萬美元收入。Holmes 本人還被美國司法部指控犯欺詐罪。9 月,Theranos 資金耗盡,遭到解散。在這場騙局中,投資者總計損失近 10 億美元。


硅谷的寬容與價值觀

Carreyrou 在《壞血》中提到,「20 世紀 80 年代初,人們創造出「霧件」(Vaporware)一詞,用以描述轟轟烈烈地公之于眾但卻花了很多年才實現的計算機硬件或軟件,如果它最終能夠實現的話。它反映了計算機行業的一種傾向,即在涉及市場營銷時,做法過于輕率散漫。微軟、蘋果和甲骨文都曾被譴責某些時候在實際操作時有類似做法。這種過度承諾成為硅谷的標志性特征之一。其對消費者的危害主要體現在預期的破滅和失望,相對較為輕微。」

Theranos 的過度承諾和吹噓,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裝下去,直到你成功)的硅谷精神的全面踐行。就像一開始就勸說 Holmes 的血檢想法不現實的斯坦福終身教授 Phyllis Gardner 所說的,「硅谷形成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道德觀」。「學生、年輕人在硅谷創造了財富,成了百萬富翁」,在這股科技淘金熱中,像 Holmes 這樣的創業者逐漸變得扭曲。

Holmes | HBO 紀錄片 The Inventor: Out for Blood in Silicon Valley

即便在事件暴露之后,Holmes 仍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地試圖扭轉輿論風向。2016 年 8 月,她站上了美國臨床化學協會(AACC)的年度會議,公開 miniLab 的內部工作方式。即便驗血方式主要依靠靜脈采血,數據也還未經獨立驗證和同行復核算,但 Holmes 在 2500 人面前,自信地走動,嫻熟地演示,「將學術講演搞成了產品發布會」。這個過程中,她沒有出現哪怕一次的結巴磕碰,在說到 MICU 里正在輸血的嬰兒,她流露出了似乎是真實的感情。「我恍然明白她是如何走到這么遠的:她是一位極具魅力的銷售員。」Carreyrou 在書中寫道。

但 Holmes 選擇的是一個僅靠想象力和公關營銷是行不通的行業,況且,醫療直接聯系的是人的生命。Carreyrou 說,「馬克·扎克伯格 10 歲的時候就在父親的計算機上學會了編程,但醫學不一樣:那不是你在家里的地下室就能自學的。」19 歲的 Holmes 因為對 2003 年中國非典(SARS)時期落后的病患樣本獲取方式不滿意,開始了對她醫療使命的構想,這無疑是足夠真誠的。知名行為經濟學家 Dan Ariely 表達了他的看法,測謊儀可以檢測到人在撒謊時因為緊張而產生的波動,但當人們認為自己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理由(比如將錢捐給慈善機構)而撒謊的時候,測謊儀會失效。或許,Holmes 是被一個足夠崇高的愿景禁錮住了。

硅谷 | HBO 劇集 Silicon Valley 片頭

《壞血》的故事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重視,是因為它們對硅谷的「寬容」發出了警示。「吹噓你的產品,獲取資金,同時掩蓋自己的真實進度,寄望于現實最終能趕上你的吹噓,在科技行業中這種現象仍然得到寬容。」Carreyrou 說。在硅谷,創業者的偏執也似乎總是能得到人們的寬容。Holmes 身穿黑色高領毛衣、故意壓低聲線講話、每天只睡四個小時、用恐懼管理員工的創業者形象迎合了硅谷。

換個說法,她沒有「欺騙」硅谷,是硅谷創造了她。


題圖來源:WIRED

責任編輯: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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